>

反家暴法施行八个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送审阅

- 编辑: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

反家暴法施行八个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送审阅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法律公器介入“家务事”,在微观社会细胞中更好地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存权利,正成为社会共识。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行为正式进入国家法律监管范畴,成为重要里程碑。

图片 1

中国妇女研究会和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近日在京联合举办2014年年会暨“家庭和谐、社会进步与性别平等”研讨会。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主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月娥在会上作题为《我国推进反家庭暴力立法的进程及挑战》的发言。 会议期间,蒋月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明确由国务院提请审议,国务院已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列入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目前,该送审稿已报送国务院。 立法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家庭暴力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蒋月娥说,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家庭暴力问题,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蒋月娥指出,国外的实践证明,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是防治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我国目前已经启动国家级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 “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法律无明确规定到制定国家级专门立法的发展历程,反家庭暴力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蒋月娥指出,这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积极实践、社会各界不断推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特别是广大的妇女研究者、专家学者积极开展相关研究,提出立法相关建议的重要成果。 蒋月娥介绍,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前,是家庭暴力概念的空白期。在这一阶段,家庭暴力问题尚未进入法律范畴,更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规定。在“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思想影响下,家庭暴力除了已经构成犯罪被追究刑责外,大多被当作家庭私事,通过家庭内部、民间调解等手段来处理。 二是从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起步期,家庭暴力概念开始出现在地方性法规中。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2000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我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家庭暴力概念首次出现在我国法律体系中。 三是2001年到2011年,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进入迅速发展期,国家高度重视反家庭暴力工作,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积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并规定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加害人的法律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是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重大突破。此后,反家庭暴力立法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相继修改,增加针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规定。此外,刑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均有保障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有关规定。 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区、市)出台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7个省级地方制定专门性政策,90余个地市制定反对家庭暴力的政策文件。 四是2012年之后,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进入深入发展期,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被列入国家立法规划。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论证,首次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进入国家级立法阶段。这标志着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由原则性倡导发展为制度性构建。 九成被调查者支持反家暴立法 “目前,反对家庭暴力的社会共识基本形成。”蒋月娥说,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反家庭暴力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权、消除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等社会共识日益形成。 2011年,全国妇联在全国20个省开展千名公众电话抽样调查显示,93.5%的被调查者支持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越来越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持续加入支持反家庭暴力专门立法的行列。 蒋月娥介绍,现在多部门合作反家庭暴力工作格局基本建立。公安机关建立家暴案件接处警制度,全国大多数省份公安机关建立“110”反家暴报警中心,挂牌成立维权投诉站或反家暴报警点。江苏、宁夏等地创建处理轻微家庭暴力案件的公安告诫制度。人民法院建立涉及家暴案件的司法审判制度。许多基层法院成立妇女维权合议庭、反家暴合议庭等。最高人民法院试点开展家暴受害者人身保护裁定和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司法改革工作。民政部门建立受暴妇女救助制度,依托地方救助中心和社区建立家庭暴力庇护所或救助站,为受暴妇女提供临时住所救助。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受暴妇女法律援助和司法调解制度。在法律援助中心专门设立妇女法律援助站。卫生部门试点建立家暴受害人筛查制度。在试点医院,医生为受害者记录的病历可以作为法庭证据。 “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出台专门反对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或政策,为国家立法起到先试先行作用。”蒋月娥说,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大量反家暴试点工作,为制定国家级专门立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立法关注重点问题及主要设想 “家庭暴力是社会问题,涉及社会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形成一个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内的法律制度。”蒋月娥说,在这一法律制度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反家庭暴力法,一方面应当具有纲领性,明确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过程中,反家庭暴力法应当优先适用。另一方面应当具有综合性,既要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内容,又要作出协调性和保障性的规定。 蒋月娥认为,这部法律应当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公民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在框架体例上,遵循反家庭暴力工作的一般规律,按照预防暴力、保护和救助受害人、惩戒和矫治加害人、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逻辑顺序设计。既借鉴国际经验,又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各地实践探索,着重解决反家庭暴力实践中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包括: ——合理界定家庭暴力概念和法律的适用范围; ——科学确立反家庭暴力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指导思想,为处理家庭暴力问题提供基本遵循; ——选择有效的多机构合作的反家庭暴力干预模式,形成预防、制止、惩治、矫正和救助一体化的社会干预机制; ——建立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及时有效地制止暴力、保护受害人安全; ——针对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制定特别措施,使未成年人、年老失能人员、残疾人等在遭受家庭暴力时获得支持和保护,特别关注未成年人; ——补充完善证据规则,解决家庭暴力受害人举证困难的问题,体现法律司法的公正性; ——适当设置法律责任,在与已有法律相衔接的基础上,明确加害人的民事、行政或刑事法律责任以及国家机关、有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不履行法定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增加反家庭暴力法的可诉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反家暴法》规定了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强制报告之责,新创设了公安告诫制,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机制,这些新的制度手段在执行9个月以来取得了哪些经验?时下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去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如今反家暴法施行已逾一年,反家暴法在贯彻实施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为家暴防治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请看记者在云南的实地调查。

立法需要层级化、精细化

3月1日,市民在广西南宁市民族广场观看反家暴资料。 中新社记者 胡雁 摄

“杨警官,我找不到女儿了,我怀疑她已经被女婿打得不行了!”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兴隆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杨小艳接到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老人的女儿正是杨小艳所负责社区的一户女主人小云。

家暴不再是私事

小云及其丈夫小海都矢口否认家暴并表明不能与警方见面。杨小艳无计可施,只好让小云的母亲跟警方保持联系,一旦发现两人行踪,立即报给警方。没过几天,老人再次打来电话,认定女儿女婿在家。杨小艳立即找来一位锁匠,跟同事们一起,去了小云的住处。开锁以后,杨小艳终于见到了小海与小云。

反家暴法实施后,法院可对申请人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呈现在眼前的是两条黑腿。”杨小艳回忆当时的场景,由于长期遭受暴力,小云的软组织已经变色。

42岁的农村妇女张某接过丈夫死亡后的照片,突然嚎啕大哭,照片滑落在地。就在不久前,因不堪忍受丈夫长期家庭暴力,张某趁丈夫醉酒熟睡时将其杀害。而当时的场面,不幸被张某10岁的女儿看在眼里。

令杨小艳感到尴尬的是,这样的出警方式并不完全合法。小云、小海作为合法住户,警方尽管接到了小云家长的求助,但小云并没有直接求助请求,警方是否有权强行进入其家中,仍属于法条模糊地段。

实际上,像张某这样从受暴者成为极端施暴者的并非个例,仅在2016年云南省楚雄州法院就先后审理了两起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杀夫案。不仅女性、儿童、老人可能是家暴受害者,女欺男的案例也并不鲜见。2015年7月,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中,妻子殴打丈夫并且使用刀具,丈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请求邻居报警,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司法实践中,诸如此类立法时没有考虑到的现实情况还有很多,亟待立法环节予以明确。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李雪松介绍,近三年来云南省各级法院审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700余件,呈现出案件数量总体上升、案件类型较为集中、家暴形式多为人身伤害、受害主体多为妇女、案件发生地多在农村等特点。

根据反家暴法,公安出警时可对加害人出具“告诫书”,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张文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荣维毅认为,目前各地对于告诫书制度的司法解释不一,公安部门应及时出台文件规范告诫制度的具体实施,同时编写反家暴警察执法标准、警察培训教材,开展对警察的培训。

在楚雄张某杀夫案中,张某曾3次找妇联寻求帮助,但妇联只调和他们的矛盾,要离婚去法院。她也曾两次因家暴报警,一次警察并未出警,另一次出警后将张大嫂带到宾馆居住,但并未惩处施暴的丈夫。而当她打电话向娘家求助,娘家却让她忍一忍。她提出离婚,丈夫却又不同意。张某几乎避无可避、忍无可忍。

“法律条令设置得不充分、举证有难度,需要我们更为层级化、精细化的立法探索;法律执行疲软,则更需要司法机关提高反家暴意识与敏感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说。

家庭暴力案件原来常被错误地当做婚姻家庭纠纷,没有得到家庭和社会应有的重视,以致酿成悲剧。云南省妇联副主席农布央宗介绍,云南省妇联系统近三年的信访统计显示,家庭暴力占信访量的22.2%。

加强联动,提升庇护所救助质量

不过,随着反家暴法的出台,类似案例在萌芽阶段得到遏制已成为现实。反家暴法出台后不到一个月,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人民法院依法向被申请人小龙(化名)送达了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小龙对申请人小青(化名)实施家庭暴力,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而这也是泸西法院发出的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云南省首家以家庭暴力防治与干预为核心业务的社工服务机构昆明市五华区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胡燕告诉记者,反家暴法出台后,明心社工进行反家暴宣传时,发现公众不会再那么抗拒。原来只有服务中心周边两个比较熟悉的辖区派出所会给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转介个案,2016年,转介个案的派出所已经增加到了4个。

今年情人节,小刘趁着丈夫小黄与第三者幽会的间隙,成功逃离了遭受人身控制和毒打十几年的居所,在全国妇联的帮助下直接入住了由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提供的救助站,希望能在社会救助之下与丈夫脱离婚姻关系,重新开启自由的生活。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在法院判决离婚的第二天,小刘在小黄的威胁下,又回到原来的关系之中。

从主动求助的个案数量上看,2016年更是增加了54%。不少求助者表示有了反家暴法,求助更有底气和勇气了。以前被打了,大部分时候只能忍着,忍无可忍了才出来求助,现在更多人愿意站出来求助;以前去求助的时候被告知是家务事,现在越来越多警察会积极介入。胡燕说。

“我感受不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小刘告诉参与救助的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政府购买的社工服务,为什么给不了小刘温暖?庇护所制度作为《反家暴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举措,在法律实施以来为什么一直入住率低、效果不明显?

执法层面有难度

“在治理家暴案件的多机构合作中,由民政部门出具的庇护所兜底,这在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作为制度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庇护所很难担起安全责任。”江苏省徐州市民政局干部马李说,在社会学中,这样的制度缺陷被称作“福利恐惧”。

执行主体不明确,取证有困难,法律知晓度还不够

针对现有社工工作水平不高,一套标准的社会工作考量细则亟待出台。专家指出,通过制定标准,让庇护所的社会工作者直接对过程负责,让他们有更具实效的操作细则,这是提升庇护所救助质量的有效措施。

北京明航律师事务所戚连峰律师最关注的是反家暴法的可操作性。法律到了操作环节,全都是细节。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到底是该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还是法院执行庭来执行?按照法律规定,两者都有执行义务,但又不是唯一义务主体,这样就比较容易造成推诿。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朱东武还建议,以联动方式将更多机构纳入专业化防控体系,以减缓民政兜底责任。“目前城市社区社会组织众多,多数组织都有拓展功能的愿望,如果能把社区工作者纳入进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实际上,针对法律规定不够细化的问题,云南省高院和云南省妇联已经联合出台《云南省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办法》,不仅明确离婚、同居关系终止、解除或者终止监护关系后仍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为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当事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公安机关、居(村)民委员会等相关单位有协助执行义务。

“从管理到支持、赋权,需要一个观念的改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给予被救助人员社会的温情。”李莹说。

不过,真要启动人身安全保护令仍然并非易事。突发性和隐蔽性导致家庭暴力取证困难,这让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受暴者不得不继续承受暴力的折磨。胡燕说。

需要普遍树立先进的反家暴理念

反家暴法从酝酿到出台花了十几年时间,应该说法律出台时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存在的问题最主要是如何认识、执行反家暴法的问题。戚连峰律师表示,反家暴法的出台为遭受家暴者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应该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

“1比0大。”夏吟兰认为,尽管《反家暴法》在实行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它的出台标志着家暴行为已经进入司法范畴,堪称我国反家暴事业中的一座里程碑。

家庭暴力不像我们消费和开车,相对而言仍然是低频次的事件,现在不管执法者还是普通民众,知晓度还很不够。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王松律师认为,目前对反家暴法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部法律,即便是反家暴法中最关键的救济力量基层的执法人员,不少人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反家庭暴力法具体条文也都很陌生。

从全国第一条妇女热线——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的统计数据来看,《反家暴法》的确是一道分水岭。今年1到6月份的数据显示,家暴问题热线接通个案达到158个,大致相当于去年同期的3倍,比2015年的全年数据增长了54.90%。

发挥作用任重道远

“经常被老公打骂,3天前又被打伤,以前不知道家暴犯法,从未报警”……越来越多的受暴方开始意识到,受暴并非命运必然,家暴也已经违反了国家法律——《反家暴法》为家庭中的受暴人员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各地应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搭建反家暴综合防治网络

“不忘初心,对症下药,这是法律实施的关键。”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说,“不忘初心”,就是不能背离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每一项具体制度的理解、落实,都需要紧靠反家暴工作的基本原则;“对症下药”,就是聚焦《反家暴法》的重要制度、责任主体、高风险家庭与案件关键环节,面对症结各个击破。

戚连峰建议,落实反家暴法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受害者维权意识,让施暴者及时受到法律处罚;又要完善法院、公安、妇联等单位的沟通协调机制,提高执法力度,该保护的一定要及时保护,该处罚的一定要严格依法处罚。

《反家暴法》前行的路并不轻松,需要普遍树立先进的反家暴理念,需要确立积极立法用法的态度,立法者,司法者,普法者,都还在路上。

戚连峰认为,反家暴法刚出台一年,全社会对其有一个认识、接受、适用的过程。目前看,该法在施行、立法层面还有完善空间。

不过戚连峰表示,新法律的完善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客观看待,反家暴法在举证责任、离异之后还能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如何界定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细化。目前反家暴法仅仅实施了一年,暴露出一部分问题,但暴露的又不够充分,因此不建议着急修改法律或者出台法律实施细则,但可以就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前期调研,鼓励各省市出台具体实施细则。

反家暴法越用越有效。王松表示,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的立法是成功的一半,但真要让反家暴法更好发挥作用仍然任重道远。

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反家暴法另一创举就是规定建设家庭暴力庇护所。自2012年以来,云南省各级已建立家暴庇护所约300个。不过单纯依托民政部门救助站建设庇护所却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进入救助站需要上交物品,且时限相对短,但是不少受家暴女性需要照顾孩子、工作,如今云南省妇联与我们中心联合建立了云南首个隐蔽型家庭暴力庇护所,申请者带上自己穿的衣物即可入住,过去一年共为8人提供累计129天时间的庇护。胡燕说。

而在云南省妇联协调下,一个反家暴综合防治网络正逐渐搭建。协调公安机关在部分基层派出所建立家庭暴力投诉站(点),配合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建立妇女儿童救助站,并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层层建立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目前,云南省已初步建立起一支覆盖省州两级的婚姻调解专业化队伍。

王松表示,要形成反家暴合力,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特别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反家暴法施行八个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送审阅